——在“纪念王林百年诞辰暨《王林文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稿)
有位著名的西方批评家曾说，历史作品经过时间的洗礼，会成为文学；而文学作品经过时间的洗礼则会成为历史。由历史而成为文学的例子，会让我们想到司马迁的《史记》，而《腹地》则让我们看到了由文学成为历史的实例。当然，不是任何的文学作品都可以成为历史文本的，更多的文学作品，甚至是显赫一时的作品，不仅不会成为历史，而且还会成为历史的笑话。唯有真正有价值的文学，才可能成为历史的记录。王林的作品携带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其中既有像《腹地》这样特色鲜明的小说，更有大量的日记、回忆等等，都是文学史研究中难得的珍贵资料，甚至可以说是一座待开发的宝藏。
王林的这个会，早就该开了。这还不完全是因为中国文学界要早日还王林一个公道，以安慰泉下有知的逝者，更重要的是以此开辟“解放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将“解放区文学”的研究进入到深化的阶段。以往的“解放区文学”研究还比较表层，最初就是解放区的老作家在一起联谊，回想当年，并整理一些当年的作品，没有纳入到严谨的学术规范中去。第二阶段的“解放区文学”研究，由于大量学者的加入，开始走向学理化，但更多的是对当年文学作品的重新阐释，基本上属于文本研究。而通过今天这个会，我觉得可以让“解放区文学”研究进入一个更深入的阶段，即文本研究与史料及文艺思潮研究的综合，从而对整个中国20世纪文学话语的流变，做出更为全面的判断。我现在想到了的，至少有这么几点：
1、 让“解放区文学”的史料研究从单一走向多维 我们搞过史料研究的都知道，有所谓“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一说。日记，真实的日记才是史料研究中最为宝贵的第一手材料。而在以往的“解放区文学”研究中，史料的收集和梳理都比较单一，也就是过多地强调了“革命性”而对“个人性”有所忽视。这样的话，就很容易从史料中得出些宏大而笼统的结论，不容易发现深层的问题，从而使整个研究陷入表面化、模式化。而王林日记的公开发表，打破了这一局面。王林日记不仅仅向我们披露了一个革命作家的心灵史，真实地展示了其精神的历程，更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历史信息。比如其中涉及到孙犁、梁斌的内容，更丰富了孙犁研究和梁斌研究的史料。日记还让我们更真切地看到了抗战时期，以及文革时期等重要历史阶段中，文学界里的诸多细节，这些细节是最容易被忽略和遗失的，但王林替我们记下了。历史中的很多重要信息，其实正是保留在这些细节之中的。王林日记可以说是“解放区文学”研究中的一座有待开发的大宝藏。
2、“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问题 1985年杰姆逊在北大讲学时就说过：“我不太熟悉中国的情况，……在中国我有个感觉，就是现实主义成了世界上最自然的事，谁也不真正就此进行讨论，只是当人们放弃了现实主义时才有人出来讲一讲。……我们需要的是对现实主义进行真正的分析和研究。” 美国汉学家安敏成在谈到这一现象时则说：“五四运动中许多关键性人物都是现实主义的倡导者，而在20年代新文学家们分裂成两派：一方以现实主义著称，一方以浪漫主义著称。20年代末期的这一分歧导致了现实主义者和左翼浪漫主义者之间的一次剧烈冲突，30-40年代诸多文学论辩的序幕也由此已多种方式拉开。这些相继发生的论辩决定了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的文学政策。结果，‘现实主义’一语直到今天仍拥有相当雄辩的——和政治化的——说服力：每一重要的政治解冻时期（包括1956——1957年间的‘百花运动’和后文革时期）的文学都被当作是对解放前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良性复归而受到热烈称赞。” [FS:PAGE]
杰姆逊和安敏成其实分别指出了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流变中出现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对现实主义的理论研究仍停留在传统“反映论”的模式里，没有与时俱进地对其进行诗学意义上的分析和考察；二是现实主义总是与政治修辞纠缠不清，现实主义的外延成了猴皮筋，完全按照政治的需要可大可小。而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就是这种弹性标准的受害者。当年《腹地》被批判的原因之一就是手法上的“自然主义”，如反映了太多的阴暗面，写了党内有太多的坏人，等等。然而，当今天重读这部作品时，我却发现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然主义”一说。《腹地》不过是个比较质朴的现实主义作品而已，不过就是按照当时的真实的环境，从真实的人性角度去描写去叙述了而已。《腹地》当年之所以被扣上“自然主义”的帽子，不是因为其不符合文学的现实主义标准，而因为其不符合政治宣传上的“现实主义”的圭臬。可悲的是，在以政治标准为压倒一切的绝对标准的时代，文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现实主义”成了一套“政治修辞学”，凡符合政治需要的，你就“现实”一下，凡不符合政治需要的，只能去用“革命的浪漫主义”加以“改造”了。然而，为了政治宣传的效果，又不能不去营造“现实”的逼真感，于是就需要在既定的政治叙事框架之内，尽可能多地填入“现实”的因子，比如生活细节啦、口语化的语言啦之类。在这样的标准下考量一部作品的优劣，看的就是在“政治正确”的基础上“现实”的因子填得够不够多。“现实”因子添得够多了，就夸你“有生活”、“生活气息浓郁”；不够多，就批你“缺乏生活”。那时候作家的困惑也就在这里，为了尽可能多地储备那些可用于写作需要的“现实”的因子，就必须去“体验生活”……并逐渐地形成了一整套政治实用主义的“现实主义”美学。王林的悲剧正是在这里，他太天真地痴迷于文学的现实主义了，想凭借自己在抗战中的亲身经历，用真正属于自己的所知所见所感去现实主义地记录那个时代，记录那段历史，而没去太多考虑政治叙事中被规定了的“现实主义”路线图，结果“现实”的因子溢出了政治框架，当然也就会被打入“自然主义”的另册了。这是《腹地》的悲剧，也是王林的悲剧，更是文学的悲剧。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一件幸事，王林以他个人的坎坷，换得了抗战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以及给予了当代文学史的深刻启示。
3、 解放区作家研究的深化 在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解放区文学”与“国统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相比，地位最高，但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却最滞后。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孙犁是解放区作家中最值得研究的一位，尤其是晚年孙犁。应该说孙犁的价值我们早已有目共睹了，可有关孙犁的研究却进展缓慢，而且非常单一。现在随着《王林文集》的出版，王林终于浮出水面了，但愿今天的这个“迟到的纪念”同时也能成为一个契机，能使有关王林的研究从此继续下去，并由此而促成对解放区作家研究上的深化。王林是解放区作家中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下去的一个作家“个案”，通过王林，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观察解放区文学的全新视角。 “解放区文学”与“国统区文学”以及“沦陷区文学”其实是有机互动的，只有综合起来进行观察研究，才能更全面地把握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王林用他的人生为我们留下了一座宝藏，我们有责任去开采去发掘，唯有如此才是对王林最好的纪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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