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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昆:我是怎样走上摄影批评这条路的

2018-8-13 14:50| 发布者: cphoto| 查看: 350| 评论: 0|来自: 大众摄影

摘要: 口述:鲍昆整理:张一、可以编辑:可以回想这么多年,我觉得读书是真要功夫的,读书是武术,凭什么你一掌给我推一跟头?那要没个十年八年的训练你出得来吗?你以为今儿早上师傅叫你这么推,晚上你学着推一下,就行啦 ...

口述:鲍昆


整理:张一、可以


编辑:可以




回想这么多年,我觉得读书是真要功夫的,读书是武术,凭什么你一掌给我推一跟头?那要没个十年八年的训练你出得来吗?你以为今儿早上师傅叫你这么推,晚上你学着推一下,就行啦?尤其现代理论,它太复杂了,涉及到经济、政治、历史、文化,还有权力学说,解构主义方法论,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等等等等,所有的信息交织在一起,你一个都不懂,怎么写这个文章?






1964年小学三年级时的鲍昆


我以前很少跟别人谈我的家事。


       其实我们家都是文人。我父亲啊,生我的时候他已经很大岁数了,接近五十岁。他是奉军里面的高级军官,张学良手下的一个文官,读书人。他是保定军官学校六期的学生,英文特别好,年轻时还写过军事方面的书,和陈诚这些人是同学。像我小时候我妈跟我说,你们读《红岩》里面有小萝卜头儿和黄显声将军的故事,那个黄显声就是天天在我们家玩儿麻将的。


       东北军去西安,我父亲没有跟去,当时他正有伤寒病,就留在了北京。这没去我们家就惨了,很长时间没有职业,在北京坐吃山空。后来他去了傅作义的部队,北平和平解放时就算作了起义军官。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填出身,我填的一直是 “反动官僚”。再后来我大哥把他安排到天津文化局下面一个剧场里工作,直到退休,绝大部分时间在天津,去世的时候,只有我两个哥哥伺候他。


       我们家另一个背景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我大哥。我们一共兄弟四个,我大哥叫鲍昌,二哥叫鲍晶,三哥叫鲍晟,现在两个大的哥哥都已经走了。我大哥从小跟着我父母在北京读书,他少年时就爱读一些“进步书籍”,爱从晋察冀来的同学那里打听一些解放区的消息,当时管共产党管的地区叫“山那边儿”,民间就是这么讲的,意思是山那边儿是另外一个世界。


       1946年1月,他16岁生日那天,给家里留了一封信,然后一个人到西直门买了张火车票,就奔张家口了。当时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到张家口来就换了另外一个名称,叫华北联合大学,所有这些学校都在一起。到了张家口他就一头栽到共产党文艺干部的圈儿里了,丁玲啊、周扬啊、冯牧啊、艾青等,都在那儿。他是他们那里面的小孩儿。到了那人家问他想干嘛,他就说想学文学,结果人说文学系已经爆满了,你就学音乐吧。他就学音乐去了,当时李焕之是音乐系的系主任。


       “平津战役”时,我大哥随部队去了天津接管城市。开始是天津歌舞剧院的办公室主任,喜欢文学嘛,不断写歌词,写话剧,算是青年作家了。另外我二哥鲍晶也到了天津,参加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天津音乐学院的组办,是最初的十来个人之一。


       所以我家这个背景就是这样,我父亲呢,是一反动派;我大哥呢,是一个地道的共产党干部。



       我小时候一直在北京,那时候我们家特别穷,还有个从东北带来的保姆,她也没地方去,就和我家相依为命。所以我小时候是特别双重的性格,每一次填写履历表对我都是特别大一个侮辱,姓名、性别、出身,你只能确认你是一狗崽子,你是一另类,你他妈的没有任何前途。另一方面,我哥哥那一边给我的影响又完全是革命的一面,什么丁玲啊、冯牧啊,从小就耳熟能详。那时候我们家就住在西四附近一个四户人家的院里,也可以称为“大杂院”。但是陌生人首次见到我,好多人都以为我是旁边机关大院里的孩子。不过确实跟我玩儿的就是两拨人,胡同里的和机关大院里的,胡同里的这拨大多比我大六七岁。


1965年鲍昆与大哥哥们在能仁胡同



       今年春节,我把曾经带我玩的这帮老大哥们请到一块儿喝了一顿酒。这帮人永远不叫我大名,管我叫小民选,因为我出生那年是第一次全国人民普选。他们说为什么当年带着你玩啊,因为觉得你和一般孩子不一样,跟你能聊起来。当时这帮老大哥有初中生、高中生,也有是老兵、联动分子。我还记得,他们找我来,说你带路,撬你们小学校军宣队的房子偷军大衣去,那时候的老兵坏着呢。我几年级的时候就和这些老大哥侃希特勒、二战,他们说你小子连这也知道啊,我说我看书啊,后来跟着这些老大哥们也没少看书。


       那帮人里有一个外号叫“呆子”的,比我大六七岁,是个书痴。我上小学那会,大家的书是共享的,书在流转过程中呢,好多就没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就没了。大家都说“呆子”这孙子书多着呢,就不给咱们看。我记得1968年夏天没事,我就找“呆子”去了。他住新华社背面的棉花胡同里,我找他聊书,聊了个兴高采烈,聊着聊着我就说,听说你这书特多啊,能不能让我䁖䁖?他说那你可不能跟别人说,我说我肯定不说。因为我小嘛,他就打开一扇给别人永远不开的柜子门,果然,他给所有书都包上皮儿了,藏这儿了,有些就是那些“没了”的书——这叫“眯书”。我记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后面捆着特别厚的一摞书带回家了,里面还有《赫鲁晓夫讲演录》。


       那时候我的读书量和很多老大哥是一样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差不多都读了。中国经典的西游、三国、水浒这些书在1965年以前我已经读完一遍了,然后在“文革” 中把《儒林外史》《三言二拍》《官场现形记》《镜花缘》等这些都给读了。





       我最早接触摄影,大概是在1965年前后。我有个表哥,是地质文工团的舞蹈演员,走南闯北,艺术家嘛,他当时三十多岁,老在家里玩儿摄影。这时候我也还在小学,起码我对这些东西有印象了,显影药,定影药,要有光,知道相纸到哪儿买。西单有一个卖照相馆裁剩下的相纸纸边儿的,一包包黑纸包着,几毛钱一包。


       “文革”开始以后,大孩子都走了,北京城空空荡荡,我只能跟我的同龄同学们玩儿了。当时最高级的文化就是两样,一个是玩儿乐器,一个是玩儿照相。邻居里有文革前就工作的,我跟他们也是朋友,借吉他,借黑管。有的同学家有相机,就借来借去。那时候我就是看书、摄影,还有和街上不顺眼的碴架,青春啊,发泄不完的力量。


1969年在丰盛中学教室


       中学毕业,我是我们同学里最后一批分配的。我们那时最早最牛的是当兵,当兵完了是分配工作。第一批去了砖瓦厂,家庭都是根正苗红的。我是1970年底才分配,最后一拨。当时根本不抱任何希望,我们家这成分啊。结果念到最后一名,同学跟我说叫你名字呢,鲍昆,就是你,要给我分配去西单商场。我回家跟我妈一说,我妈乐得啊,你想那是多大的事啊。但我当时没有觉得特别高兴,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当兵最牛,工人阶级也好,再惨,你是农,干商业?最惨!中国不一直是个轻商的国家么?


       1970年底,我17岁,就到了西单商场。这时有个改变我一生的人,是我最大的恩人,我现在找不到了。她是我们学校的年级主任,当时叫连长。到西单商场报到的那天,我看她跟一个军代表说话,老冲我这边指指点点,我就感觉她一定是说这小子思想比较复杂,你们要注意。后来证明不是,是她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们先在西单商场培训了一个月,解决轻商思想,然后填志愿, 十几个商品部,什么鞋帽部、百货部、纺织部等等,让我选,我填了食堂。一起分配来的不少人就都搞不懂了,因为谁都不愿意去食堂。其实我就是不爱站柜台,我觉得站柜台后面,让人看来看去算什么事儿啊,我说我在食堂做饭我挺高兴的。


       分配结果公布,我被分配到了照相部,那是西单商场里面最最牛的一个工作,体面,有技术,我都晕了,真的假的啊?!后来我知道,是我那个老师说了话,说这小子在上学的时候就喜欢摄影,模样长得也挺像样的。


鲍昆1973年在西单照相馆


       西单街面上当时有三家照相馆,一个是国泰照相馆,从上海迁京的;一个是欧亚照相馆;一个就是西单照相馆。真正老北京人都知道的是西单照相馆,就是后来的西单商场照相部。照相部近四十多个人,我被分在照相室,其他大部分人都在修版、暗房这些工种。当时照相馆师傅是很高尚的职业,有技术、体面、又挺神奇的。照相室那五个灯,我一玩就是八年。


       那时候每个电影院门口都有一广告橱窗,里面都是最新电影的剧情照,都跟连环画一样,看不起电影看它也能知道大概剧情。几乎全中国电影院橱窗里的照片都是我们那儿洗印的,因为我们是中国电影发行公司的委托制作单位,这可是大活儿。新电影一出来,我们就得忙活半个月。我们洗一个“底”就一桌子那么一垛,然后人家来车拉走,再回去分封。活儿忙时,我也帮干暗房,一看药水乏了照片不上影了,拿点“米得儿(米吐尔)”和“海德儿”(对苯二酚)往里一扔,影立刻就上来了。我们配药跟中药房抓药的一样,谁拿着天平配药啊,各种药一桌子,用手抓,冲片子看灰的话,再补点碳氧(碳酸钠),再搁点溴化钾,防雾,立刻就正常了,我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到了1974年,社会比较稳定了,干部基本都在干校,不太打了,插队的知青在农村也老回来。那时候大家生活苦,但很安静。这时候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叫张海波,现在中央美院《世界美术》的社长。那时候他一到周末就找我来。他也带一些朋友来,中间就有陈渤的女儿陈小丽。陈小丽当时是典型的干部子女的气质,一身蓝衣服,大大咧咧的。张海波、陈小丽还带了不少香港的《摄影画报》给我们看。

1978年的鲍昆


       1977年恢复高考。我是春天知道的,就想上大学,拼命备战,文革开始时我才小学文化水平,哪儿学过啊?文革学了几句英文,叫工农兵,Peasants Soldiers Workers,然后再学了伟大舵手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就这么点。我的数学就是分数水平。半年内从分数水平要学到高三,结果第一次我考文科差2.5分没过线,没戏了。第二年我心就大了,我想学天文了,报的是兰州大学的地球物理系。那不他妈开玩笑么?等卷子一发下来我就知道全砸了,1978年考试题的难度完全上去了。


       1979年,我还发奋,接着考,结果五一那天张海波来找我了。那真是好朋友,他说我必须跟你好好谈谈,我这两天老想你的事儿。我劝你不要再考理科了,你的基础根本不行,初一你都没上过,你擅长的是文科。他说的我那叫一个难受啊,我觉得我一生的志向就要没了。他说你别想那么多了,对你来说上学更重要,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上大学太重要了。我考虑了一下,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当时已经有消息说考大学的年龄限制在25岁。他说你必须这次一把过,别报什么北大清华,咱们就田忌赛马,要实惠的。所以我就报了北京财贸学院,高分考上了。


       到了财贸学院,我学的是商业经济,这个专业,要不做经济学者,要不就走实践的路子,做管理者。可也就仨月,我们学校教务处的郑老师突然找我,说你上学之前是不是在照相馆工作啊,我说是啊,他说都会什么?我说都会啊,拍片子洗片子都会。他说那这样吧,咱们学校是个新学校,没人弄摄影这块。学校要添置设备,我们都不懂,既然你是专家,那你帮学校买相机去,你看看需要多少钱?我算了算,海鸥大小两款相机,闪光灯,放大机,总共两千多块钱。他说你去财务室拿发票去买吧。我就去崇文门外的“一级站”,买了全套,骑着自行车拉回学校,交给郑老师。他看了看又说,学校也没人会用啊,这样吧,学校有什么事儿呢你就来,有一间空房子你就当暗房吧。后来学校一开会就都是我拍照了,军训,运动会,全是。最早这个学校的照片我这儿都有。


       后来又有一天,学校宣传部长找我,说你照相不错,我们都看到了,现在有一事儿,跟你这个工作有关系(俨然就成了我一个工作了)。说某月某日在北京大学召开北京高校摄影学会筹备会议,你代表咱们学校去参加吧。我一看那个公函说,部长,这是给老师的吧?他说嗨,咱们这儿也没人专职干这个,你就去吧!



1980年4月北京高校摄影学会成立敖恩洪发表祝贺词


       这是1980年4月,当时北大,清华,钢院,师大等这些学校搞摄影的都到北大开会,主要目的是成立北京高校摄影学会,并和中国摄影家协会合作,办一次全国摄影讲习班。第一天散会的时候,会议主持人北大的桑祥森(那时候他地位很高,拍了大量的北大老教授)就宣布,今天参加会议的就算是北京高校摄影学会的会员了,到我这儿留下你们的通讯地址。参会的都是老师身份,都戴着红校徽。我是学生,戴白校徽。趁着人走的差不多了,我到讲台那儿,找桑祥森,他看我戴着白校徽,说你是学生啊,你到这儿干嘛来了?我说我正想说这个事儿,我是北京财贸学院的,我们是一新学校,没有摄影干部,我在帮着干,您看我还留通讯地址吗?他愣了一下说,留,也好,就你一学生会员。


       当时那个全国摄影讲习班讲课的大多是国宝级人物,像冯牧、林默涵、阳翰笙、黄永玉、王朝闻……中国文艺界的好多大佬。讲了近两个月,上下午,脱产。还有电影学院的韦彰、刘国典等讲技术,摄影界的有吴印咸、黄翔、敖恩洪等。记得茹遂初拿来好多从日本弄来的过膜摄影印刷品,把我们都唬住了,觉得太牛了,没见过,太精美了。当时觉得他特国际化,特大师,那时候的人太土了。当时特别出彩的是中央美院美术史系的孙梅兰,老太太现在估计奔八十了,主要讲李可染,讲法有些心灵鸡汤式的煽情,她当时是最火的。


       这个班上我认识了龙熹祖,那时候他在《大众摄影》工作,大夏天的从红星胡同骑着自行车到北大来听课,中午就在桌子上躺着休息,印象极深。


《光的键盘乐》 1980年8月北京建国门立交桥。参加“自然·社会·人”第三回展


       我还认识了一些“四月影会”的人,穆雨晴、孙青青等好几个。孙青青告诉我说可以向香港画报投稿,告诉我投递的地址。1981年我就投稿,都得奖了。这一年“四月影会”的第三回展览我也参加了,忘了是谁帮我送的照片。


       我的《国魂》那张作品,就是这一年拍的,受王志平启发。王志平用这种方法拍过一个圆明园西洋楼的柱子,在四月影会第二回展展过,叫《灿烂的历史》。我特喜欢,觉得特牛。后来我说我也玩儿这个,我就琢磨拍长城。第一次叫上了张海波,春节去的。住老乡家里,夜里借了把镰刀上山了,脸都刮坏了,用了个小闪光灯,结果片子冲出来根本就不行,没戏。后来我就天天琢磨。那时候抽烟,八达岭牌,两毛八一盒,上课的时候就在那个包装纸上用笔画,就想出了个色彩学讲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方案。然后我就找了讲习班上认识的一个朋友李川,他有个日本的闪光灯,指数大。再叫张海波,他死活不去了,说肯定没戏。后来找凌飞,他也怀疑说行么?我说行不行试一试呗,我们仨人就带着家伙上了长城了。结果拍成了。


《国魂》1982年5月,鲍昆、凌飞、李川 摄


       当时凌飞和中国摄影家协会熟,他去送片子。给《大众摄影》的欧阳杰看,喜欢的不得了。但一看写的名字是鲍昆、凌飞、李川,她有点不踏实,就把我叫去了。因为当时凌飞的名气特别大,欧阳杰就问我,这是你的创意么?我说是啊,说了怎么怎么的一回事。欧阳杰就让我写一篇文章,谈我怎么构思,怎么做,对长城和黄河如何敬仰之类。这个片子我原本起名叫《国魂》,在《大众摄影》发的时候,他们给改成《长城之夜》了。


       后来1982年11月初,又和和凌飞,谷大雁,马晓青我们四个人在北海普安殿办的展览。然后83年3月又到天津展。




       80年我参加首都大学生展,81年参加四月影会展,然后我们四个在北海展览,再加上在《大众摄影》、《香港画报》上发表作品和拿奖,就有一点名气了。我那个好朋友张海波,估计是在家吃饭闲聊吧,就和他姐姐吹我来着。他大姐叫张海燕,听完说,你把鲍昆叫来,我看看他作品。海波就来我家找我,说我姐叫你去呢。我就拿着一大堆东西过去了,还觉得挺美的,去跟老大姐嘚瑟嘚瑟。


《印象》1980年北京大学未名湖,鲍昆 摄


       结果海燕挺认真看了一遍以后说:你这摄影不行。我说怎么着,啥意思你这是?她说你这都是玩闹,根本就没有大情怀,全都是小品,将来历史上留不下,大概就这个意思。因为我那时候拍得特别形式感,全是那种特好看、特浪漫的,什么一道光啊,什么树林中展开一本书之类的。结果让她这么一说,我就特别无法接受,出门以后我还挺不高兴的。但是后来我想了想,觉得她说的有道理。


       这个对我当时的启发特别大,醍醐灌顶,给了我一脚,让我一下把我原来的文学知识嫁接上了。摄影也离不开文学那套主张,就是所谓的大情怀嘛,包括后来我常用的词汇,什么直面人生啊,实际上就是现实主义,所以你看我永远都在谈,你必须跟历史,跟现实对话。


       其实这些概念,我哥哥潜移默化地也一直都在给我灌输。他们文学界也要面对这些问题。刚才说我哥不是在天津嘛,后来他的经历也挺多,文学研究所、天津师范学院、后来又回到天津文联,担任党组书记。后来我和文化界有接触,跟这个也有关系。1985年我哥调到了北京中国作协,做常务书记,是个召集会议啊,签署文件啊,安排工作的职务。他本身是一个当时称为学者型的作家,写小说,还研究《诗经》,还有一直没完成最遗憾的《艺术起源》。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庚子风云》最后一段已经进入到对现代性的思考了。1989年我哥生病去世了,但是他给我的影响是伴随我一生的。


1975年和大哥二哥在天津佟楼



       开始摄影写作,跟中国摄影家协会有关。大概是在1982年到1983年期间,当时《中国摄影》有个女编辑,比我大一点,叫南康宁,好像是做理论编辑的,任一权先生也是。还有盛继润先生,是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研究室。他们那时候组织了很多活动,研讨会什么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爱思考的人,又是一个大学生(那是在北京圈里上学的就我一个),反正就是老叫我。当时中国摄影家协会的研讨会很简单,就是约几个人一块聊聊。那时摄协在红星胡同梅兰芳那个大宅子里,我印象中好像一进门左手是个会客厅,铺了地板,全是大沙发,很舒服,有时候开会搬几张桌子进来,有时候没有,大家围成一圈,就有人发了什么新文章说了什么观点,让我们相互谈谈看法,讨论讨论。那时的气氛特别真诚。



《新玩意》 1983年春节河北胜芳镇,鲍昆 摄。参加现代摄影沙龙第一回展


       我刚才也讲了,我受我哥哥的影响很深,还是那种比较正统的思想,思想偏重社会性。我觉得国家民族社会叙事这种东西肯定是不能少的,所以从那个时期就开始写一些批判类的文章,也开始写一些照片的评析和解读。


       后来李媚去了《现代摄影》,大概是1985年初吧。《现代摄影》那本杂志那时没有门槛,不像协会的这些杂志,都有老编辑盯着,小字辈上文章可不容易。她那儿没有这些,比如李媚说,鲍昆,这事儿你帮写一段吧,我就写一段。就这样,我写的越来越多。那段时间,我又在钢院(现北京科技大学)教美学,受文学大环境的影响,就沿着八十年代文艺界的基本观念走,说到底还是马克思主义。说句老实话,那时候大家都喊马克思主义,但又有几个人懂马克思主义呢?我是凑合着能读懂些,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我的很多思考就基本沿着这条路走。那时根本找不到新的思想资源。


       在《现代摄影》上写的文章就已经涉及美学什么的。六七年前,山东的李百军见到我,他比我小,管我叫大哥,他说大哥,我还跟别人介绍,我的摄影观还是来自于你呢!我一愣,说什么就来自于我呀,他说,那年,你在现代摄影上写了一篇文章叫《艺术就是一场游戏》,对我影响很大啊,看了你那篇文章,我一下就明白了,我懂得艺术的真谛了,咱们就玩吧。我说别呀,那是我年轻时的浅薄,现在我可不那么认为了。李百军一听啊一声僵在那了,样子特别好玩。

1986年与李陀、陈建功、郑万隆以及美籍华裔戴静女士


       当然,这个时间段,我又开始大量看书了。这时候我跟文学界的关系已经非常非常好了,而且实际上是大量时间在那个圈儿里玩,那边也有很多朋友,主要有李陀、陈建功、郑万隆、阿城、张承志、刘索拉、后期还有莫言、郑渊洁、乌热尔图等,老谈文学里的一些问题。李陀当时对文学界和电影界的影响都很大,八十年代他就已经开始大谈拉美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推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中国现当代文学深受这两个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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