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 就在11天前，一位名叫司徒传的年轻摄影爱好者，刚刚在上海第二次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为病重的鲁迅拍下了他生前最后一张与青年木刻家们谈话的照片。鲁迅去世后，这个年轻人又举起相机，记录下了鲁迅葬礼的全过程。
沙飞 当这两组照片出现在上海、广东各大报刊上时，一个陌生的署名第一次闯入了公众视野：“沙飞”。这个年轻人给自己取这个笔名时说： “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 他没想到，这粒“沙子”日后会成为中国革命新闻摄影史上最耀眼的一颗星辰，更没想到，他的人生会像他的笔名一样，自由飞舞却又如沙粒般渺小脆弱，最终化作一个令人扼腕的悲剧。 一 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出生在广东开平。这个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走出来的年轻人，对摄影有着近乎偏执的热爱。在民国那个动荡的年代，摄影还只是少数人的奢侈爱好，但沙飞却把它当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他原本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他在北伐军中搞过电台，后来在汕头电台当报务员，月薪一百五十块大洋，这在当时绝对是令人羡慕的高薪。但沙飞骨子里流淌着不安分的血液，五四运动后左翼文化思潮的涌动，让这个敏感而热血的青年无法安于现状。他丢下了电台的工作，不顾妻子的反对，只身跑到上海，只为了能见到心中的精神导师鲁迅。 1936年10月8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办的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沙飞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通过青年木刻家黄新波的引荐，他见到了病中的鲁迅，并拍下了那张著名的《鲁迅与青年木刻家》。 照片中，鲁迅坐在椅子上，与林夫、曹白、白危、陈烟桥等青年木刻家围坐交谈，神情严肃而专注。沙飞当时可能还不知道，这竟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鲁迅拍照。 11天后，鲁迅先生与世长辞。 沙飞闻讯后悲痛不已，立刻赶往鲁迅寓所，拍下了鲁迅遗容。这张照片后来成为人们看到的唯一一张鲁迅遗容照。一夜之间，“沙飞”这个名字随着这些照片传遍大江南北。
鲁迅遗容照 舆论评价说： “鲁迅先生走了，摄影家沙飞诞生了。” 二 但沙飞并没有沉浸在成名的喜悦中。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做出了一个令许多人难以理解的决定：北上抗日。他背着自己那台花五块大洋买的白朗宁相机，从桂林出发，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在那个年代，一个南方知识分子，放弃相对安稳的生活，跑到战火纷飞的北方前线去当摄影记者，这需要怎样的勇气和理想主义？ 沙飞在《摄影与救亡》一文中这样解释自己的选择： “谁都知道，在国家如此危难的今日，要挽救民族的沦亡，绝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得到的事。因此‘唤醒民众’是当前救亡运动的急务。但是，直到现在，文盲依然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0%以上。因此单用方块字去宣传国难是绝不易收到良好的效果的。摄影……就是今日宣传国难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 沙飞把照相机当成了武器。 1937年10月，平型关大捷硝烟未散，沙飞作为太原全民通讯社的新闻摄影记者，来到八路军115师前线采访。在那里，他受到了师长林总和副师长聂荣臻的热情接待。聂荣臻早就从报刊上看到过沙飞的摄影作品，对他印象深刻。而沙飞也在战场上被八路军官兵浴血奋战的精神深深打动。 采访结束后，沙飞向聂荣臻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请求：他要参加八路军，当一个专职摄影记者。这个请求在当时是非同寻常的：一个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主动要求加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这在当时还很少见。
聂荣臻 聂荣臻当即批准，特批他为八路军随军摄影记者。从此，沙飞成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位专业摄影战士。 三 聂荣臻对沙飞的器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沙飞一参加革命，聂荣臻就破格让他担任正团级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兼《抗敌报》社副主任，尽管当时他还不是党员。聂荣臻还把在战斗中缴获的一部法国产韦尔脱相机配给沙飞使用，这部相机在上海的市价是四百块大洋，而沙飞自己那台白朗宁相机才花了五块钱。 更让人惊讶的是，聂荣臻给沙飞定的每月津贴是八元，而作为晋察冀军区最高首长的聂荣臻自己每月只有五元，军区各部部长和军分区主要首长如杨成武等每月四元，就连党内有名的大才子、《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邓拓每月也只有三元。 考虑到文化人的生活习惯，聂荣臻还特批沙飞可以不出早操。这些特殊待遇，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抗战根据地，简直不可思议。 聂荣臻不仅给了沙飞优厚的待遇，更重要的是给了他充分的信任和施展才华的空间。 他对沙飞说： “好的摄影作品是在前线产生的。你应该把照相机当作自己的武器，到抗战前线去！” 沙飞没有辜负聂荣臻的期望，他背着照相机上了前线，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拍下了一大批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塞上风云》《沙原铁骑》《不到长城非好汉》《收复紫荆关》《攻占长城要隘白石口》……这些照片记录下了八路军将士英勇抗敌的真实场景。 沙飞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上》，巧妙地利用长城这一中华民族的象征符号，将八路军战士的身影融入其中。
八路军战士 此前，日本随军记者拍摄了大量日军在中国长城上嚣张猖狂的照片，到处散发。而沙飞这幅作品在众多媒体上发表后，传遍大江南北，成为中国军民抗战精神的标志性影像。 这幅照片后来被收入《人民战争》丛书，1950年在北京故宫举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绩展览会”上被放大成巨幅照片展出，成为中国解放区经典摄影作品之一。 1939年元旦，沙飞在晋察冀军区驻地平山县蛟潭庄举办了抗日战争史上根据地第一次摄影展览：“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摄影展览”。十里八乡的群众像赶庙会一样前来参观，从一幅幅照片上直观地看到了八路军战斗和胜利的情景。 聂荣臻虽然已经审看过全部照片，但还是饶有兴致地同大家一起从头到尾又欣赏了一遍。他高兴地对沙飞说： “照片形象鲜明，真实生动，战士和老乡们容易看懂，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 这次影展的成功，让聂荣臻更加坚定了支持沙飞工作的决心。 1939年2月，根据聂荣臻的指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成立了沙飞任科长的新闻摄影科，这是中共领导的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 四 沙飞与白求恩的友谊，是抗战史上最动人的篇章之一。 1938年6月，白求恩从延安抵达五台县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沙飞奉命去拍摄欢迎会，拍下了白求恩到晋察冀后的第一张照片。 聂荣臻嘱咐沙飞： “白求恩大夫将在边区工作很长时间，你要经常采访、拍摄白大夫工作、生活的情况，为历史留下宝贵的形象资料。” 沙飞有一定英语基础，很快和白求恩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白求恩也是个摄影“发烧友”，他来中国前就买了一部莱丁娜照相机，但苦于没有洗印设备。结识沙飞后，这个问题解决了。 两人在一起时，少不了切磋摄影技巧。白求恩在拿手术刀的同时，也把照相机作为帮助中国抗战的另一种武器。 沙飞为白求恩拍下了许多珍贵照片：《白求恩为伤病员治病》《聂荣臻司令员会见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和小八路》《白求恩和民兵一起站岗》等等，还有一张《白求恩在日光浴中》，拍下了白求恩自由不羁的一面。
白求恩为伤病员治病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抢救伤员时手指被划破感染败血症，不幸逝世。沙飞连夜骑马赶到唐县黄石口，流着热泪为白求恩拍下了遗照。白求恩在遗嘱中写道： “照相机请给沙飞。” 这份遗赠，成为沙飞最珍贵的宝物。 五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打响。 沙飞从前线摄影回来，在司令部发现了两个日本小女孩：四岁的美穗子和她五个月大的妹妹美子。她们的父母在八路军攻打井陉煤矿的战斗中双双身亡，八路军战士救出了她们。 聂荣臻安排一名战士给美穗子做“保姆”，又给美子找了奶娘。 沙飞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新闻题材，便用相机追踪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他拍下了聂荣臻照顾美穗子、最后派人用箩筐挑着两个小姑娘送还日军的照片。
美穗子 41年后的1980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刊登了《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和沙飞拍摄的这组照片，在日本引起了巨大反响。 当年那个4岁的小女孩美穗子已经成了3个孩子的母亲，她看到报道后激动不已，当年7月带着一家人来到北京，年过八旬的聂荣臻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她。这段佳话，成为中日友好史上最动人的篇章之一。 六 沙飞最大的贡献，是创办了《晋察冀画报》。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根据地，办一本画报谈何容易？但沙飞有这个梦想，聂荣臻全力支持。聂荣臻表示，筹办画报的一切经费都由军区承担，要多少给多少，需要什么人调什么人。 为了支持制作照相制版的镜头，聂荣臻甚至贡献出了自己的望远镜。 1942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五周年纪念日，抗日根据地第一本大型摄影画刊《晋察冀画报》在平山县碾盘沟村正式出版。聂荣臻为画报题词： “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民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个小小的画刊里。” 《晋察冀画报》采用中英文双语发行，不但面向根据地军民，也面向全国、全世界。6年间共出版了13期，发行32000份，传播到延安、重庆甚至国外。同时，沙飞和战友还出版了各种画刊共发行67万余册。
《晋察冀画报》 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沙飞还成立了摄影训练队，共培训了八期学员，为整个解放区的摄影事业输送了大批人才。 七 然而，这位为中国革命摄影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却以一场悲剧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长期的战争环境和血腥经历，对沙飞的精神造成了严重的刺激。他是一个极度敏感的人，从年轻时起就对鲁迅怀着热烈的崇敬，这种敏感让他在艺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也让他在战争的血腥面前承受了比常人更大的心理压力。 1945年日本投降后，沙飞开始变得古怪起来。他的妻子王辉回忆： “我发现有几次他一个人在房里自言自语，比手划脚，有时大喝一声，有时低声细语。” 1948年，沙飞因肺结核住进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医院里有很多留用的日本医护人员。沙飞亲眼目睹过太多日寇的暴行，他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患上了“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 1949年12月，他枪杀了为他治病的日籍医生津泽胜。 案发后，如何处理沙飞的请示送到了聂荣臻的面前。聂荣臻与沙飞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当即提出质疑：“沙飞精神是否正常？”但以当时的精神病鉴定条件，难以做出准确诊断，给出的调查结论是“沙飞在医院检查神经健全”。 聂荣臻按这个结论，无奈地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 1950年2月24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处沙飞极刑。在沙飞最后的日子里，聂荣臻特别关照： “他是南方人，爱吃鱼，想法子给他搞点鱼吃。” 沙飞被处决时三十八岁。他死死护住的，是那些多年前拍摄鲁迅先生的底片。他说： “这是我自己的东西，这是我参加革命前自己的东西。” 沙飞死后，组织给他的夫人王辉发了一份《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说沙飞“病故”，家属按正师职干部病故予以抚恤。但真相终究不能被永远掩盖。 八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沙飞的老战友们不断呼吁重新审查此案。 聂荣臻在与杨成武谈及沙飞问题时，讲了“四个事实”：沙飞杀了日本人是事实，我们杀了他是事实，他有精神病是事实，事隔三十多年是事实。其中最关键的是“他有精神病是事实”。 1986年5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行为不能自控，不应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判，恢复沙飞军籍。 同年6月，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沙飞党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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