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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人合一。 旅居日本四十年，冯学敏先生始终把镜头对准中国。四十余年来，他先后在世界各地举办四十五次摄影个展、十六次联展，出版摄影集二十三册。从《绍兴酒的故乡》《景德镇陶瓷的故乡》到《中国文化之旅》，从“故乡系列”到“印象系列”，他的镜头记录的不只是山河风物，也记录着中国文化在时间中的流变。当二十三册摄影集依次摆在我的书桌上时，最先让我停下来的，却是《西藏·心灵的故乡》。我读到的，不只是一部摄影集，更是一段被岁月覆盖的人生。
珠穆朗瑪峰
古格王朝遗址
阿里 一本摄影集，究竟应该从哪里开始阅读？翻开《西藏·心灵的故乡》之前，我以为会从雪山、经幡、布达拉宫开始。真正让我停下来的，却是一张旧照片：一架从西藏飞往成都的客机，一位摄影家躺在担架上，胸前层层系着安全带，身体几乎无法移动。就在几个小时前，他还背着相机行走在前往阿里的途中；还未进入阿里，便遭遇车祸翻车，昏迷三天三夜，只能躺着离开西藏。我问冯先生：“您还记得四次进藏的具体时间吗？”微信很快传来回复：“第一次，2003年8月。”“第二次，2003年12月。”“第三次，2004年6月23日，进阿里拍摄古格王朝遗址时遭遇车祸。”停了一会儿，他又发来：“第四次，2007年6月23日。”随后补充：“四次，才完成自己计划中的《西藏·心灵的故乡》。”
布达拉宫前的信徒
四个时间，四次进藏，中间隔着一场车祸，也隔着三年。直到此刻，我才意识到，这不是一次旅行留下的摄影记录，而是一位摄影家用生命完成的一次承诺。冯先生告诉我，这本摄影集最初的名字并不是《西藏·心灵的故乡》，而是《西藏·藏药的故乡》。原来的计划，是循着西藏藏药文化展开。那场车祸让拍摄停了下来，也让他不得不重新面对生命。三年后，当他第四次踏上高原，这本书也有了新的名字——《西藏·心灵的故乡》。
有些书名，并不是改出来的，而是一个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我继续翻页。风景之外，是病房。华西医科大学医疗队的抢救记录，随后是上海数月的治疗。一张张老照片，把二十二年前的那个夏天重新带回眼前。病床前站着许多人：前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贾明祖全家……前中国摄影家协会秘书长高琴全家……其中，一位82岁的老人让我久久不能移开目光——日本A D K（原旭通信社）创始人稻垣正夫先生，专程从东京赶到上海，探望一位受伤的中国摄影家。照片里没有鲜花，没有横幅，没有仪式，大家只是静静守候。我忽然明白，一个人真正留在人心里的，不只是作品，还有人格。朋友不会因为一张照片远道而来，他们奔赴的，是一个值得奔赴的人。
离开病房的照片，我重新看向书桌上的二十三册摄影集。酒乡、茶乡、陶乡、稻乡；新疆、西藏、长白山、日本、中国……一本本书，几乎串起了半部中国文化地图。他拍摄的从来不只是风景，而是土地上的生活与文明，是正在延续、也可能消逝的文化记忆。《西藏·心灵的故乡》恰似这条长河的一次转弯：车祸之前，他寻找的是西藏；车祸之后，他寻找的是心灵。再看那些照片，便很难只把它们当作风景摄影。它们记录高原，也记录一个人重新走回高原的脚步；记录天地，也记录一个人与生命重新和解的过程。
聊起文章题目，我曾笑着说：“我本来想写《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冯先生很快回复：“很多人都这样说。”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但我改了。”“大难不死，还要努力。”屏幕安静下来。我没有立刻回复。因为这不像一句励志的话，更像一种生活方式。第三次倒下，第四次出发；人生遭遇重创，依然背起相机继续前行。他所说的“努力”，不是为了证明什么，而是因为前方还有未完成的路、未完成的作品、未完成的承诺。
西藏摄协扎西前主席、阿旺前秘书长、觉果前新华社摄影记者陪同釆风。 我又问：“后来，还有人写过您四次进藏和那场车祸吗？”他说：“除了2004年《人民日报海外版》两次整版报道，第一次是记者写的，第二次是时任海外版总编张虎生写的，还有上海《解放日报》的报道，以后就没有了。”当年，《人民日报海外版》曾两次以整版彩色专题介绍《西藏·心灵的故乡》：一次由记者采写，一次由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张虎生先生亲自撰文，并配发摄影作品。二十二年过去，那场车祸、四次进藏，以及书名由《西藏·藏药的故乡》改为《西藏·心灵的故乡》的故事，仍静静留在书中。时间覆盖了它们，却没有真正带走它们。
时任日本ADK（原旭通信社）创始人、82岁高龄的稻垣正夫会长专程从日本前来上海看望馮学敏。
冯学敏部分故乡系例摄影集 合上影集，拿起笔，我写下题目：风，从何处来？起初，我以为它来自雪山，来自草原，来自高原辽阔的天地；后来，我觉得，它来自故乡。此刻，我更愿意相信，它来自一个摄影家几十年未曾改变的方向。风吹过雪山，也吹过岁月。它没有停下。冯学敏先生也没有停下。《西藏·心灵的故乡》留下的，不只是一部摄影集，也是一位摄影家写给生命、写给故乡的一份回答。 风，从来处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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